“人本主义”大地万里无垠（中国，深圳大学， 1994年1月31日）
池田大作会长于1994年1月31日在中国深圳大学发表演讲。本网在此转载全文： |
尊敬的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鸿义（1945－）先生、深圳大学校长蔡德麟（1935－2017）教授，在座的先生、女士和学生们，深圳大学是一所对中国改革开放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年轻学府，有机会在这里发表演讲，我感到无上光荣。
在中国春节休假前夕，大家云集一堂聆听我的演讲，谨此致上我衷心的感谢与敬意。同时能与各位年轻的学子见面，我非常高兴。青春是希望，有无限的未来；青春像首诗，歌颂友爱。各位前途无量，必将绽放光彩。
尊敬的蔡校长曾于去年（1993年）11月访问日本之际，为授予我名誉教授的荣誉，举办仪式，成为了我终生的荣耀。在此，再次表示衷心感谢。
同时，贵校和创价大学还缔结了学术交流合作关系，迈出友谊长存的第一步，让我们共享这份喜悦。
我初次访问深圳，正好是20年前的1974年5月。
经过20年岁月，旧地重游，深圳的辉煌发展生气勃勃，使人惊叹。林立的高楼大厦，壮观的现代化道路，街头上那快活的亚洲各国游客……作为一个祈愿贵国繁荣、日中两国友好，并为实现此愿望而行动的人，我衷心感到喜悦。
随着苏联、东欧的激烈震荡，世界进入所谓的“后冷战时期”。但是，“取决于美苏的和平”这一冷战结构瓦解后，尚不清楚人类将构筑什么样的和平的世界体系。暂且不论善恶。总之，超级大国一直是抑制纠纷扩大的力量，而现在以什么取代它，以防止不断发生的地域纠纷，并逐步实现和平呢？
联合国的力量还十分薄弱。从索马利亚联合国和平维持和平部队（PKO）就能看出，即使在联合国的名义下，也有动辄陷入地域纠纷的危险。坦率地说，在世纪末的今天，与数年前沸腾的民主化潮流相反，面对包括民族和宗教在内的、接连不断的骚乱，恐怕大多数人都会感到束手无策，只能袖手旁观吧！
去年末，我在东京与联合国秘书长加利（Boutros Boutros Ghali，1935－2017）会谈，我们曾谈及联合国的未来构想等诸多问题。秘书长等许多人在为走入死胡同的国际局势寻找出口，对于他们付出的辛劳，我深表敬佩，并努力从民间的立场给予协助、支援。
同时，笼罩世纪末的阴霾来自何处，这种宏观的视野也不应忽略。因为若不侧耳倾听深深的水流，即汤因比博士所说的“归根究底，创造历史的水底的平缓作用”，则展望21世纪是不可能的。
面临这一课题时，随即映入我们眼帘的，大概是这样的历历景象：世界，尤其欧美先进国家，没有驶向未来世纪的航海图和罗盘，人们无所适从，内心一片荒漠。
麦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曾分析带来资本主义兴隆的宗教因素，在其名著《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末尾，他预感到，发展到极致的资本主义社会，将出现不可一世的“没有头脑的专家”“没有良心的享乐主义者”。不过，对于事实是否会如此，他慎重地语带保留道“谁也不知道。”然而，不幸的是，他的担忧似乎并非杞人忧天。
现代社会里泛滥着种族歧视、毒品、暴力、教育荒废、家庭崩溃等各种问题，欲望横流。几年前，正当冷战结束之时，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52－，日裔美国作家、政治经济学者）博士的著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在全世界引起回响。
他在书中引用尼采的话，描述“历史终结”时出现“最后的人”的形象道：“自由的民主主义产生‘没有胸襟的人’，即只是由‘欲望’和‘理性’所构成，凭着长期对私利私欲的盘算，能精明地寻找新方法去不断满足自己琐碎无聊的要求，欠缺‘气概’的人。”无须赘言，这里的“欲望”就是韦伯所说的“享乐主义者”，“理性”指的则是“专家”。
归根结底，问题就在于“人”本身。因为人逐渐忽视了“做人的根本条件”，所以现代文明危机的本质，的确是“人的危机”“人性的危机”。
在此，我想吁请各位注意近年来遽然引起瞩目的东亚，特别是中国3000年历史中，源源不断、独特的“人本主义”脉流。最近，贵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震惊全世界，究其原因，我相信不能忽视“人本主义”这因素。
大约20年前，世界著名的英国汉学专家李约瑟接受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时发表演说。当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排斥宗教、神佛的现代社会，需要追求“一种不受超自然力量所支配的伦理的思维、一个伦理的模式”（《理想的铸型—东西的思想经验》，日译本），在这一点上，“中国文化有放诸四海皆准的重大贡献”。不消说，这个“超自然力量”的代表就是基督教的神。欧美社会的伦理性思路和模式的基础，本来就受到“超自然”的支配，即建立在与神的约定上。他们所谓的伦理，在作为人与人之间的规范之前，首先是一种作为神的仆人的“人”，和神之间所交换的规约。
譬如，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有著名的十三德行—节制（Temperance）、沉默（Silence）、规律（Order）、决断（Resolution）、节俭（Frugality）、勤勉（Industry）、诚实（Sincerity）、正义（Justice）、稳健（Moderation）、清洁（Cleanliness）、镇定（Tranquillity）、贞节（Chastity）、谦让（Humility）。虽然这些美德都是以希腊哲学及基督教思想为背景，但它们大部分与东方的传统美德不谋而合，具有普遍性。它和儒学所谓的“仁、义、礼、智、信”相比，性质并无不同。在明治时期的日本，作为人的理想形象，富兰克林被福泽谕吉（1835－1901，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等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所热烈推崇，也说明了这一点。
东西方伦理中重要的分歧，就在于有无与神的约定。“十三德行”，具体表现了美国资本主义勃兴时期的典型道德风气，支撑它的信仰是禁欲、蓄积财富以符合神的心意，努力成为神的荣光的见证人。
的确，这种信仰产生了许多如富兰克林富于自制心和博爱之情、深具魅力的人。但是，此后历经百年、两百年，随着对神的信仰日渐淡薄，与之配合的德行也开始褪色了。结果，缺乏道德的产业社会现状，充满了如刚才福山所描写的“最后的人”。正因如此，这时代不需要神等“超自然力量”的支配，只需要符合人性的伦理规范。
因而，我想着眼于贵校的校训—“自立”“自律”“自强”，即自我独立、自我约制、自我图强，俨然是一种立志为国承担重任，堂堂正正、顶天立地的气概，借以谈谈我的想法。
刚才提及的“自”，虽然是“自己”“自身”等词语的词根，却与欧美根深蒂固、传统的“个”（Individual）有很大差别。“个”意味着作为不可再分割的最小单位、孤立的个体，与之相对，“自”这一文字，绝不限定于一个人，带有自在的深度和广度。通晓中国宋代、明代思想史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狄培理，在研究考察“自然”“自得”“自任”等词语时，惊叹道，“采集他们议论中层出不穷的带有‘自’的复合词，足以编成一本新儒学的伦理学辞典。”（《中国的自由传统》，中译本）
“自”的复合词多到足以编成一本绚烂多彩的伦理辞典，其理由与中国传统中“人的观念”有关。人与人互相支撑，是中国最重要的思想。“仁”是由“人”和“二”构成，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相互的关系、沟通、互爱。换言之，不会有单个的“人”，而是人与人之间互相联系，形成一个有机体，而且这种联系不限于人的世界，还扩展至自然界和宇宙，构成万物浑然一体的有机整体。简而言之，这就是在宋代朱子学里兴起的中国传统对人的观念、对自然的观念。
此外，我还想提出，这与佛教不看重个别的人与事物，而重视相关性、相互依存的“缘起观”密切相通。
贵校蔡校长在以《东西文化交流与21世纪》为题的论文中，预见了深含哲学性的东方文化的复兴将使国际关系更趋融合。我也抱持同样希望。
就此对人的观点看来，世界万象皆与人有关，一切都环环相扣到“人应该如何生活”这一根本问题上。这就是基于人本主义“恰如其分”的思考方法。正如所谓“为了人的科学”“为了人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经常返回“人”这根本，看看是否“恰如其分”，以验证一切现象的意义、善恶、过失与不足。这样的人本主义在东方思路中随处可见，而中国正是这种思想的典型代表国家。
我认为孙中山先生是具有人本主义精神的。他在《三民主义》里有关于自由的独特省思—“在今天‘自由’这个名词究竟要怎么应用呢？如果用到个体，就成一片散沙……”。
乍看之下，很可能会被误以为是汲汲于权力的国家主义者的发言。相反，这段文字取自孙中山谈论“民权”的内容当中，是道道地地自由主义者的发言。不过，孙中山先生所谓的“自由”，不在书籍或观念当中，而是脉动在民众的生活意识、生活的真实感之中。所以，他认为抽象、划一、处处适用的自由是虚构的，若把它强加于现实，迟早会发生难以适应的现象，远远背离了“恰到好处”，而变成了“适得其反”。
总之，我认为自由的实像，只能从活生生的现实中去探索与构筑。如孙中山先生所说：“提出一个目标，要大家去奋斗，一定要和人民有切肤之痛”（《中山思想体系》），所谓现实，是民众生活里“真实感觉”的别名，如果分割开来，就不是“为了人的自由”，而是“为了自由的人”，陷于本末倒置。
中国人民这种现实感觉所具有的特征，是灵活而深邃的人本主义思想，虽然逻辑上显得矛盾，却并不互相排斥，而是热情地把交错着种种矛盾和不合理的整个社会包容起来，通过实践去摸索更好的答案。换言之，不是二选一，而是融通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一种正反合“辩证法”的全体观。“自由”这个名词的搏动，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时刻变化无穷的现实里去听取、去感受的。孙中山先生的自由观，不正是出自中国这种典型的全体观吗？
这种思维也自然地反映在贵国所选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前年秋天采用这一体制以来，中外议论纷纷。确实，从某一方面来看，以计划经济为本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相结合，也许是以竹接木，一个不合情理的难题。实际上，这样的冷嘲热讽也很多。
但是，我认为应避免轻率地判断和提出肤浅的见解。如果跳出政治和经济的层面，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置于辩证法的全体观去把握事物的人本主义之下，便能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
邓小平（1904－1997，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家）先生在《南方谈话》中坦率地言及股票、证券等市场要素的引进。
他说：“试行看看，但要坚决地试。做对了，搞一两年上轨道了，开放；错了，纠正，关了就是。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实在是灵活而博大精深的对应方法。
我曾在第二及第三次访问贵国时，拜访过邓小平先生，彼时他阐述对中国的发展与繁荣的展望，如今言犹在耳。
自在地运用“恰到好处，适可而止”的尺度，判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适当性，并进一步加以调整。这种做法使人不被经济摆布，彻底贯彻推行“为人而有的经济”，显然是人本主义的思路。这种慎重方法，从渐进主义的手法上清晰可见，即市场经济也不是一举导入，而是让深圳等特区先行试验，判明是否可行，然后全面且徐徐地推行改革。
如果是这样，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破天荒的组合，也一定是中国在面对种种的困难中，不断反复试验，并且把来自历史淘汰作用的负面情况控制在最小的程度上，在谋求社会的安定和发展中所能够采取的最大限度选择。考虑到贵国人口、版图等的庞大，这堪称是左右21世纪命运的划时代实验。全世界都在屏息注视着中国动向。我作为一个老朋友，情不自禁地衷心祝愿贵国获得成功。
终究，一切始于人，也归结于人。在经济方面，倘若不是如儒学“德本财末论”（《礼记・大学》）优良传统所显示的“恰如其分”调节起作用，只会助长蔓延世界的世纪末病—拜金主义风潮吧！李约瑟博士在说“伦理性思维”“伦理性模式”时，热切期待着对这种风潮的反论，而汤因比博士则认为“中国肩负着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合与和平的使命”，清楚明确认识到贵国历史所蓄积的人本主义这一道德力量。
现在，各位在中国经济发展最前端的深圳，自立、自律、自强，朝21世纪奋力迈进，目标所向，我相信一定符合李约瑟博士和汤因比博士所描绘的：“人本主义”是一望无垠的大地。
最后，请允许我借用贵国大诗人白居易（772－846）的诗句，表达我对敬爱的各位的心情。
交贤方汲汲，友直每偲偲。—《代书一百韵寄微之》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