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主義」大地萬里無垠（中國，深圳大學， 1994年1月31日）
池田大作會長於1994年1月31日在中國深圳大學發表演講。本網在此轉載全文： |
尊敬的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長張鴻義（1945－）先生、深圳大學校長蔡德麟（1935－2017）教授，在座的先生、女士和學生們，深圳大學是一所對中國改革開放具有巨大影響力的年輕學府，有機會在這裡發表演講，我感到無上光榮。
在中國春節休假前夕，大家雲集一堂聆聽我的演講，謹此致上我衷心的感謝與敬意。同時能與各位年輕的學子見面，我非常高興。青春是希望，有無限的未來；青春像首詩，歌頌友愛。各位前途無量，必將綻放光彩。
尊敬的蔡校長曾於去年（1993年）11月訪問日本之際，為授予我名譽教授的榮譽，舉辦儀式，成為了我終生的榮耀。在此，再次表示衷心感謝。
同時，貴校和創價大學還締結了學術交流合作關係，邁出友誼長存的第一步，讓我們共享這份喜悅。
我初次訪問深圳，正好是20年前的1974年5月。
經過20年歲月，舊地重遊，深圳的輝煌發展生氣勃勃，使人驚嘆。林立的高樓大廈，壯觀的現代化道路，街頭上那快活的亞洲各國遊客……作為一個祈願貴國繁榮、日中兩國友好，並為實現此願望而行動的人，我衷心感到喜悅。
隨著蘇聯、東歐的激烈震盪，世界進入所謂的「後冷戰時期」。但是，「取決於美蘇的和平」這一冷戰結構瓦解後，尚不清楚人類將構築什麼樣的和平的世界體系。暫且不論善惡。總之，超級大國一直是抑制糾紛擴大的力量，而現在以什麼取代它，以防止不斷發生的地域糾紛，並逐步實現和平呢？
聯合國的力量還十分薄弱。從索馬利亞聯合國和平維持和平部隊（PKO）就能看出，即使在聯合國的名義下，也有動輒陷入地域糾紛的危險。坦率地說，在世紀末的今天，與數年前沸騰的民主化潮流相反，面對包括民族和宗教在內的、接連不斷的騷亂，恐怕大多數人都會感到束手無策，只能袖手旁觀吧！
去年末，我在東京與聯合國秘書長加利（Boutros Boutros Ghali，1935－2017）會談，我們曾談及聯合國的未來構想等諸多問題。秘書長等許多人在為走入死胡同的國際局勢尋找出口，對於他們付出的辛勞，我深表敬佩，並努力從民間的立場給予協助、支援。
同時，籠罩世紀末的陰霾來自何處，這種宏觀的視野也不應忽略。因為若不側耳傾聽深深的水流，即湯因比博士所說的「歸根究底，創造歷史的水底的平緩作用」，則展望21世紀是不可能的。
面臨這一課題時，隨即映入我們眼簾的，大概是這樣的歷歷景象：世界，尤其歐美先進國家，沒有駛向未來世紀的航海圖和羅盤，人們無所適從，內心一片荒漠。
麥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曾分析帶來資本主義興隆的宗教因素，在其名著《宗教社會學論文集》的末尾，他預感到，發展到極致的資本主義社會，將出現不可一世的「沒有頭腦的專家」「沒有良心的享樂主義者」。不過，對於事實是否會如此，他慎重地語帶保留道「誰也不知道。」然而，不幸的是，他的擔憂似乎並非杞人憂天。
現代社會裡泛濫著種族歧視、毒品、暴力、教育荒廢、家庭崩潰等各種問題，欲望橫流。幾年前，正當冷戰結束之時，弗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52－，日裔美國作家、政治經濟學者）博士的著作《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在全世界引起回響。
他在書中引用尼采的話，描述「歷史終結」時出現「最後的人」的形象道：「自由的民主主義產生『沒有胸襟的人』，即只是由『欲望』和『理性』所構成，憑著長期對私利私欲的盤算，能精明地尋找新方法去不斷滿足自己瑣碎無聊的要求，欠缺『氣概』的人。」無須贅言，這裡的「欲望」就是韋伯所說的「享樂主義者」，「理性」指的則是「專家」。
歸根結底，問題就在於「人」本身。因為人逐漸忽視了「做人的根本條件」，所以現代文明危機的本質，的確是「人的危機」「人性的危機」。
在此，我想籲請各位注意近年來遽然引起矚目的東亞，特別是中國3000年歷史中，源源不斷、獨特的「人本主義」脈流。最近，貴國經濟發展突飛猛進，震驚全世界，究其原因，我相信不能忽視「人本主義」這因素。
大約20年前，世界著名的英國漢學專家李約瑟接受香港大學名譽博士學位時發表演說。當時，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在排斥宗教、神佛的現代社會，需要追求「一種不受超自然力量所支配的倫理的思維、一個倫理的模式」（《理想的鑄型—東西的思想經驗》，日譯本），在這一點上，「中國文化有放諸四海皆准的重大貢獻」。不消說，這個「超自然力量」的代表就是基督教的神。歐美社會的倫理性思路和模式的基礎，本來就受到「超自然」的支配，即建立在與神的約定上。他們所謂的倫理，在作為人與人之間的規範之前，首先是一種作為神的僕人的「人」，和神之間所交換的規約。
譬如，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有著名的十三德行—節制（Temperance）、沉默（Silence）、規律（Order）、決斷（Resolution）、節儉（Frugality）、勤勉（Industry）、誠實（Sincerity）、正義（Justice）、穩健（Moderation）、清潔（Cleanliness）、鎮定（Tranquillity）、貞節（Chastity）、謙讓（Humility）。雖然這些美德都是以希臘哲學及基督教思想為背景，但它們大部分與東方的傳統美德不謀而合，具有普遍性。它和儒學所謂的「仁、義、禮、智、信」相比，性質並無不同。在明治時期的日本，作為人的理想形象，富蘭克林被福澤諭吉（1835－1901，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等各階層形形色色的人所熱烈推崇，也說明了這一點。
東西方倫理中重要的分歧，就在於有無與神的約定。「十三德行」，具體表現了美國資本主義勃興時期的典型道德風氣，支撐它的信仰是禁欲、蓄積財富以符合神的心意，努力成為神的榮光的見證人。
的確，這種信仰產生了許多如富蘭克林富於自製心和博愛之情、深具魅力的人。但是，此後歷經百年、兩百年，隨著對神的信仰日漸淡薄，與之配合的德行也開始褪色了。結果，缺乏道德的產業社會現狀，充滿了如剛才福山所描寫的「最後的人」。正因如此，這時代不需要神等「超自然力量」的支配，只需要符合人性的倫理規範。
因而，我想著眼於貴校的校訓—「自立」「自律」「自強」，即自我獨立、自我約制、自我圖強，儼然是一種立志為國承擔重任，堂堂正正、頂天立地的氣概，借以談談我的想法。
剛才提及的「自」，雖然是「自己」「自身」等詞語的詞根，卻與歐美根深蒂固、傳統的「個」（Individual）有很大差別。「個」意味著作為不可再分割的最小單位、孤立的個體，與之相對，「自」這一文字，絕不限定於一個人，帶有自在的深度和廣度。通曉中國宋代、明代思想史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狄培理，在研究考察「自然」「自得」「自任」等詞語時，驚嘆道，「採集他們議論中層出不窮的帶有『自』的複合詞，足以編成一本新儒學的倫理學辭典。」（《中國的自由傳統》，中譯本）
「自」的複合詞多到足以編成一本絢爛多彩的倫理辭典，其理由與中國傳統中「人的觀念」有關。人與人互相支撐，是中國最重要的思想。「仁」是由「人」和「二」構成，意味著人與人之間相互的關係、溝通、互愛。換言之，不會有單個的「人」，而是人與人之間互相聯繫，形成一個有機體，而且這種聯繫不限於人的世界，還擴展至自然界和宇宙，構成萬物渾然一體的有機整體。簡而言之，這就是在宋代朱子學裡興起的中國傳統對人的觀念、對自然的觀念。
此外，我還想提出，這與佛教不看重個別的人與事物，而重視相關性、相互依存的「緣起觀」密切相通。
貴校蔡校長在以《東西文化交流與21世紀》為題的論文中，預見了深含哲學性的東方文化的復興將使國際關係更趨融合。我也抱持同樣希望。
就此對人的觀點看來，世界萬象皆與人有關，一切都環環相扣到「人應該如何生活」這一根本問題上。這就是基於人本主義「恰如其分」的思考方法。正如所謂「為了人的科學」「為了人的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等，經常返回「人」這根本，看看是否「恰如其分」，以驗證一切現象的意義、善惡、過失與不足。這樣的人本主義在東方思路中隨處可見，而中國正是這種思想的典型代表國家。
我認為孫中山先生是具有人本主義精神的。他在《三民主義》裡有關於自由的獨特省思—「在今天『自由』這個名詞究竟要怎麼應用呢？如果用到個體，就成一片散沙……」。
乍看之下，很可能會被誤以為是汲汲於權力的國家主義者的發言。相反，這段文字取自孫中山談論「民權」的內容當中，是道道地地自由主義者的發言。不過，孫中山先生所謂的「自由」，不在書籍或觀念當中，而是脈動在民眾的生活意識、生活的真實感之中。所以，他認為抽象、劃一、處處適用的自由是虛構的，若把它強加於現實，遲早會發生難以適應的現象，遠遠背離了「恰到好處」，而變成了「適得其反」。
總之，我認為自由的實像，只能從活生生的現實中去探索與構築。如孫中山先生所說：「提出一個目標，要大家去奮鬥，一定要和人民有切膚之痛」（《中山思想體系》），所謂現實，是民眾生活裡「真實感覺」的別名，如果分割開來，就不是「為了人的自由」，而是「為了自由的人」，陷於本末倒置。
中國人民這種現實感覺所具有的特徵，是靈活而深邃的人本主義思想，雖然邏輯上顯得矛盾，卻並不互相排斥，而是熱情地把交錯著種種矛盾和不合理的整個社會包容起來，通過實踐去摸索更好的答案。換言之，不是二選一，而是融通中國傳統的大同思想，一種正反合「辯證法」的全體觀。「自由」這個名詞的搏動，不是從書本裡，而是從時刻變化無窮的現實裡去聽取、去感受的。孫中山先生的自由觀，不正是出自中國這種典型的全體觀嗎？
這種思維也自然地反映在貴國所選擇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上。前年秋天採用這一體制以來，中外議論紛紛。確實，從某一方面來看，以計劃經濟為本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相結合，也許是以竹接木，一個不合情理的難題。實際上，這樣的冷嘲熱諷也很多。
但是，我認為應避免輕率地判斷和提出膚淺的見解。如果跳出政治和經濟的層面，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置於辯證法的全體觀去把握事物的人本主義之下，便能呈現截然不同的面貌。
鄧小平（1904－1997，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家）先生在《南方談話》中坦率地言及股票、證券等市場要素的引進。
他說：「試行看看，但要堅決地試。做對了，搞一兩年上軌道了，開放；錯了，糾正，關了就是。關，也可以快關，也可以慢關，也可以留一點尾巴。怕什麼，堅持這種態度就不要緊，就不會犯大錯誤。」實在是靈活而博大精深的對應方法。
我曾在第二及第三次訪問貴國時，拜訪過鄧小平先生，彼時他闡述對中國的發展與繁榮的展望，如今言猶在耳。
自在地運用「恰到好處，適可而止」的尺度，判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適當性，並進一步加以調整。這種做法使人不被經濟擺佈，徹底貫徹推行「為人而有的經濟」，顯然是人本主義的思路。這種慎重方法，從漸進主義的手法上清晰可見，即市場經濟也不是一舉導入，而是讓深圳等特區先行試驗，判明是否可行，然後全面且徐徐地推行改革。
如果是這樣，那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破天荒的組合，也一定是中國在面對種種的困難中，不斷反復試驗，並且把來自歷史淘汰作用的負面情況控制在最小的程度上，在謀求社會的安定和發展中所能夠採取的最大限度選擇。考慮到貴國人口、版圖等的龐大，這堪稱是左右21世紀命運的劃時代實驗。全世界都在屏息注視著中國動向。我作為一個老朋友，情不自禁地衷心祝願貴國獲得成功。
終究，一切始於人，也歸結於人。在經濟方面，倘若不是如儒學「德本財末論」（《禮記・大學》）優良傳統所顯示的「恰如其分」調節起作用，只會助長蔓延世界的世紀末病—拜金主義風潮吧！李約瑟博士在說「倫理性思維」「倫理性模式」時，熱切期待著對這種風潮的反論，而湯因比博士則認為「中國肩負著給整個世界帶來政治統合與和平的使命」，清楚明確認識到貴國歷史所蓄積的人道主義這一道德力量。
現在，各位在中國經濟發展最前端的深圳，自立、自律、自強，朝21世紀奮力邁進，目標所向，我相信一定符合李約瑟博士和湯因比博士所描繪的：「人本主義」是一望無垠的大地。
最後，請允許我借用貴國大詩人白居易（772－846）的詩句，表達我對敬愛的各位的心情。
交賢方汲汲，友直每偲偲。—《代書一百韻寄微之》
謝謝。
